救亡与共和

二·一从器物到制度

1840 年的炮声之后，中国人先是发现"船坚炮利"不如人，于是有了洋务运动——买机器、建海军，以为器物可补。 甲午一战，败给了曾被视为"蕞尔小邦"的日本，朝野震动。结论不得不递进一层：问题不在器物，在制度。

1898 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推动光绪帝变法，百日之内颁布数十道新政诏书，史称戊戌变法： 废八股、兴学堂、设议院之议初起。103 天后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，变法失败。 但"变"这个念头，从此再也收不回去。

清廷最后十年的自救更耐人寻味：1906 年宣布"预备仿行宪政"，1908 年颁布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 1911 年却组建了一个以皇族为主的"皇族内阁"。立宪徒有其表，骗局连自己人都骗不过—— 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，天下响应之快，让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个事实：假立宪比不立宪更伤民心。

二·二共和的第一次试验

1912 年 1 月 1 日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；三个月后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公布， 规定了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权的分立与国民的基本权利。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共和试验。

试验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：袁世凯掌权后一步步走向帝制；军阀混战，议会沦为工具； 1923 年，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议员"当选"总统，被时人讥为"猪仔议会"。 西方议会制第一次在中国全面落地，交出的答卷是：水土不服。

但同一时期，另一条线索在生长。1919 年的五四运动里，青年学生、工人、商人在街头第一次以"国民"的姿态出现； 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上竖起两面旗帜——"德先生"（民主）与"赛先生"（科学）。 中国政治的主角，从帝王与军阀，开始转向"民众"。

二·三群众路线与延安试验

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后，把"民众"放在了组织路线的中心。1921 年建党、1920 年代工农运动、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建立——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"工农"为主体的政权尝试，实行了劳动群众直接选举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陕甘宁边区推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：三三制—— 在政权构成里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，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，中间派人士占三分之一。 边区还实行了广泛的直接选举，识字不多的农民用"豆选法"投票：候选人身后的碗里，一颗黄豆就是一张选票。

1943 年，毛泽东在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》中把这套经验概括成八个字："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"。 这句话后来成为整个中国式民主的方法论——民意不只是在投票日被听取，而是应当被嵌入决策的全过程。

二·四五一口号：新的一页

1948 年 4 月 30 日，中共中央发布"五一口号"，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——这些人里，有许多是当年议会道路的见证者与失望者。 历史在此刻合拢了线索：民本的传统、救亡的焦虑、议会制的教训、群众路线的实践， 即将汇入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。1949 年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。

而下一章…… 1949 年到 1978 年，人民民主的制度骨架一砖一瓦地立起来：共同纲领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、多党合作、民族区域自治、基层群众自治——以及一段必须诚实面对的曲折。